叶康宁：明代藏家如何给《清明上河图》定价？

使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朋友圈，成交更快更简单！

为书画定价殊不易也。米芾尝言：“书画不可论价。”(《画史》)但商定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又是进行交易的前提。

　　明嘉靖年间，王忬(1507—1560)所购《清明上河图》赝品的成交价，据田艺蘅(1524—?)说是“千二百金”(参见《留青日札》卷三十五)，据李日华(1565—1635)说是“八百金”(参见《味水轩日记》卷一，第30页);江苏昆山顾氏(即顾梦圭、顾懋仁父子)家藏《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成交价，据文嘉(1501—1583)说是“千二百金”(参见《钤山堂书画记》第255页)，据孙矿(1543—1613)说顾氏“实获千金”(参见《书画跋跋》续卷三，第991页)。《清明上河图》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明嘉万年间的书画价格有何特点?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原版)

　　明代怎样给书画定价?

　　为书画定价殊不易也。米芾尝言：“书画不可论价。”(参见《画史》第148页)但商定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又是交易的前提。

　　虞和讲过一个故事：“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直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云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论书表》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二，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39页)“字索一百”就是张彦远所说的“约字以言价”，(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即书法作品以字数的多少来定价。

　　这个标准也被后世沿袭，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世时，作品就是按字数多少论价，“一字白银五分”。(参见《书画跋跋》卷一，第936页)《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一条记载，为我们探究书法作品的定价留下了重要线索：

　　逸少《二谢帖》真迹凡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字画亦无残缺。但墨气已尽。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特携以问价于文衡山。曰：此稀世之宝也。每字当得黄金一两，其后三十一跋每跋当得白银一两，更有肯出者吾不论也。(参见《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第173—174页)

　　文徵明的定价标准也是“约字以言价”，王羲之的行书《二谢帖》在当时每字值黄金一两，其后的题跋每跋值白银一两。该帖共七十六字，其后有三十一跋。价格当为七十六两黄金又三十一两白银。

　　明末文震亨(1585—1645)有言：“书价以正书(即楷书、又称真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长物志校注》卷五，第139—140页)其实，“书价以正书为标准”的提法源于唐人张怀瓘的《书估》，《书估》以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为例，论及书法的定价：

　　如大王(王羲之)草书字值，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篇》《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洁库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书估》，载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上)，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张怀瓘的定价标准是楷书(即真书)比行书贵，行书比草书贵。形成这种定价标准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王羲之的楷书存世量极少。在唐代“数百万贯钱”已经“不能致真书一字”了。其二是楷书的书写较行书、草书而言更为耗时。

　　明代张丑所著的《清河书画舫》(约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也沿袭了张怀瓘的说法，他说：“(王羲之)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参见《清河书画肪》，第145页)可见“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在当时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根据这个标准，楷书的价格要行书与草书，如明代张凤翼的楷书润例是写满一个扇面一钱银子，但行书八句却仅要三分银子(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参见明·沈瓒著《近事丛残》，北京广业书局，1928年，第29页)李日华的一个细楷扇面要银一钱，单条草书每幅仅要五文钱。(《六研斋三笔》卷四，第243页)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中讨论了绘画的定价问题：

　　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椷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以晋宋为中古……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国初为近代之价……若铨量次第，有数百等……夫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画价书价，因为“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明代的谢肇淛(1567—1624)也说：“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五杂组》卷七，第133页)其二，创作时间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画定价的标准之一。元人汤垕在论及古画价值也说：“得伯时(李公麟)画三纸，可敌吴生(吴道子)画一、二纸，得吴生画二纸，可易顾陆(顾恺之、陆探微)一纸。其为轻重相悬类若此。”(汤垕：《古今画鉴》，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二)) 其三，艺术价值高低(铨量次第)也是古画定价的重要标准。书画定价和鉴赏品评往往联系密切。在初刊于明天启年间的《绘事微言》中，作者唐志契也论及绘画的定价：

　　画有价，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远者也，亦在人重与不重耳。(《绘事微言》卷下，第66页)

　　这句话也有两层含义：其一，绘画作品是以绘制的工粗、画家名声的大小来定价的，即“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如仇英(1494—1552)的画作就以工细著称，他的画作在当时价位很高，据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说可以和赵伯驹(1120—1182，南宋画家)抗衡。(陈继儒说：“今仇之声价，亦与千里抗行，谁谓古人相远也。”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但他画一幅画所耗时日也极长。他为周六观作《子虚上林图卷》“卷长几五丈，历年始就”，获酬百金。(参见《清河书画舫》;笔者注：另有一说《子虚上林图卷》耗时6年，依据为《眼福编二集》所记“嘉靖丁丑孟春夏六月始，壬寅秋八月朔竟，吴郡仇英实父制”，(此事参见杨恩寿著《眼福编二集》卷十四，徐娟主编《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其二，决定绘画作品价格的关键还在于买家的好恶，即“亦在人重与不重耳”。张彦远说：“但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郑板桥(1693—1765)说：“方其富贵日，价值千金奇。及其贫贱来，不足换饼糍。”(参见郑板桥著《骨董》，载王锡荣编注《郑板桥集详注》)皆为洞见。

　　画价还因题材不同而有所区分。如明代高濂所言：“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文震亨也说：“画，山水;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又说：“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贤像，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小者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图佛象、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长物志校注》卷五)

　　从项元汴(1525—1590)的标价来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画价格远花鸟画价格。以元代画家钱选为例，项元汴为他的两件作品标过价格。一幅山水标价三十两银子(钱选《山居图》);一幅花鸟标价十两银子(钱选《梨花图》)。两幅画的尺寸大致相同，但山水画的价格是花鸟画的三倍。

　　画价还受尺幅大小影响。据《元明事类钞》(清·姚之骃撰)说：“王冕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元明事类钞》卷十八)可见，王冕就是根据尺幅来确定画价的，这可能是以尺幅大小为定价标准的早记载。这种定价方式也被后世沿用，如清代书画家郑燮的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周积寅、王凤珠编著《郑板桥年谱》，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年)当然，在具体交易的时候，消费者更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非尺幅大小。正如汪珂玉所说：“古人得佳画，不限于大小幅。”(《珊瑚网》画录卷七)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1852026706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免费鉴定 广州鉴定 全国鉴定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 联系梁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