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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书画作品都有其特有的时代风格,这是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以及物质条件紧密相关的.比如说,山水画在一开始时是不讲究比例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它的时代特征。因此,早期的山水画多摄取全形,而等到后来画家知道只要按照比例就可以将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中时,取景才开始向局部发展。
古玩旧称“骨董”,零杂之义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故以食品杂烹之,曰‘骨董羹’;杂埋饭中蒸之,曰‘骨董饭’。”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或者又谓“‘骨董’云者,即古铜之转音。”然骨董非皆铜器,似亦不近情理。其余解释尚多,但均不圆通,总以零杂之义为切当。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合,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所谓古董者,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久已失去原来零杂之含义矣。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故无不以保存其先哲遗迹为盛事。惟中国文明早,名物之产生亦先。禹铸九鼎,三代争宝,是为中国保存古物之肇始。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惟古玩以现存为限。中国文明虽始自黄帝,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一切无存。今日所能见到者,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其他均不可得也。
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伙,特著者为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变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曰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李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弁。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成功时期。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
中国字画历史渊源、博大精深,就是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说清楚什么是中国字画。中国字画是让西方人崇拜的艺术。就说传统中国字画的特点就比西画更精深神奇。传统的中国字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相似。而是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感情。中国字画讲究“ 以形写神” ,追求的是“ 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的感觉,“ 绝似又绝非像物者的真通” (徐悲鸿的名言)。而西画,讲究“ 以形写形” ,当然,创作过程中,也讲究“ 神” 的表现,但西画非常讲究画面的整体、概括。有人说,西画是“ 再现” 的艺术,而中国字画是“ 表现” 的艺术。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字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究粗细、疾缓、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古人总结出了十八描的线条运用法。用墨讲究勾、皴、点、染互用,干、湿、浓、淡、黑合理调配。中国字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浓处精彩而不滞,淡处灵秀而不晦,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又有浓和次浓,淡又有稍淡和更淡,有灵活用笔的特色。如当代画家李苦禅画的墨荷,水墨淋漓,洒脱奔放。朱宣咸的红梅极其热烈、奔放、老辣、包容与大气磅礴的艺术风貌。中国字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 书画同源” 之说。但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作中国字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字画在上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有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末,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上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